现场：喀纳斯杯·第四届西部文学奖颁奖典礼

欣悦的相逢是今天的大事，是此生的大事...



一曲宛转悠扬的呼麦《母亲》（由“旱獭乐队”表演）拉开了颁奖典礼的序幕。



《西部》总编沈苇宣布颁奖典礼正式开始，并介绍西部文学奖的情况。西部文学奖是新疆文联《西部》文学杂志的期刊奖，新疆汉语言文学的最高奖，也是新疆设立的首个全国性文学奖。它以繁荣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西部文学和新疆文学为己任，肯定文本与精品的价值，助推当代作家的创造性劳动。



播放喀纳斯风光片。





喀纳斯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茅景龙致辞。

邱华栋 《李渔与花豹》（刊发于2015年第4期）邱华栋主张以一种工匠精神来写小说，那就是厚积薄发、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从都市小说到历史小说，既是一次华丽转身，也是文学精神的一脉相传，更是小说艺术探索中的自我革命。他的历史小说，注重声音感和现场感的寻找，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构筑出万花筒般斑斓的文学世界。获奖作品《李渔和花豹》中，李渔与花豹互为镜像，李渔即花豹，花豹即李渔。二者通过对李渔一生中典型片段的回忆，追问了生命的意义，呈现了明末清初这个巨大历史时空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弥漫着一股令人伤感的虚幻气息。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历史是另一种现实。作者以短短数千字容纳一个时代，写出了“小说中的小说”。

三十年前，《西部》杂志还叫《中国西部文学》的时候，我恰好是一个阅读这本杂志的文学爱好者。在天山脚下的昌吉延安南路上，一个满脸粉刺的少年，走在街上，拿着一本《中国西部文学》，贪婪地闻着杂志散发的油墨的香气，那种味道在我看来，就是文学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在那年的杂志上，有一篇王蒙写的短篇小说《丢失了又找回来的月光园的故事》，就像月光在说话一样轻巧、美丽、生动，让我明白了小说还能如此精彩地处理我们的记忆和日常生活。从此，我就开始写小说了。所以，这本杂志对我很重要。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获得了《西部》杂志的短篇小说奖，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文学大刊当编辑，婉拒了很多次评奖，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是把机会留给更多需要鼓励的作家吧。去年初，我调到了一家文学教育与培训机构，我就想，要好好做回运动员，就继续勤奋写作，这次获奖的小说就是我的近作。

每个运动员都需要某种奖励，虽然文学没有冠军赛，但获得了奖牌，总是特别高兴的事情。感谢《西部》这本从三十年前给我文学启蒙，到三十年后给我文学奖牌的杂志，让我感到了同道不孤的温暖和喜悦。

再次感谢《西部》杂志和评委们！

董立勃《下雪了以后》（刊发于2014年第5期）董立勃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写作以“好故事”为基点，讲记忆中的故事、团场的故事、身边的故事，语言简洁，叙事从容，寄寓深远。“下野地”系列构成其故事体系的核心和亮点。故事背后，体现出讲述者的耐心、写作自觉和文本自信，以及对普遍人性的透视。“下野地”系列以另类书写之风，实现对军垦题材宏大叙述的突破。获奖作品《下雪了以后》有着精致的小说结构，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了一个并不轻松的故事，它超越叙述层面，探究人深层次的伦理问题，同时掺杂着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讲述者娓娓道来，生存的艰辛、苦涩与支离破碎栩栩重现，人性中却是无法抑制的对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西部》于七年前，创立了一个文学奖，曾为颁奖活动出谋划策，任过评委，当过颁奖嘉宾。从未想过自己也会获奖。不是不在乎，是觉得这个奖，该给年轻人。自己这个年纪，这个身份，再去拿这个奖。会让别人有微词。所以，接到得奖通知，愣了一下，并马上问，是不是被照顾了。尽管一再告诉我，完全是投票投出来的。自己还是认为，参评的委员们，肯定考虑到了，有这么一位老作者，是从《西部》起步的，马上就要离开工作岗位，去安度晚年了。送他一个礼物，给他一点安慰吧。确实，从三十四年前，二十六岁，头一次得《西部》的奖，到三十四年后，六十岁再得《西部》这个奖，不能不让人思绪万千。个中滋味，非当事人不能体会。它让我重要的一段人生，有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让我献给《西部》六十岁生日的祝贺，有了一个首尾呼应的表达。杂志如人，也有生命。也有经历，也有故事。只是人过六十，犹如夕阳。而《西部》六十，却日升中天，正值辉煌。并将永远不落不老，温暖新疆作家的心，照亮新疆文学的天空。作为一个《西部》的作者，获这个奖，是个结束，也是个开始。不知还会收获什么，但耕种不会停下来。因为有《西部》相伴。所以文学的路，还有很长，还会走许久。

旱獭乐队演唱蒙古民歌《西格尔 西格尔》。

阿信《阿信的诗》(刊发于2014年第11期)阿信在甘南写作，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相对僻静的坐标”。他的诗歌打动我们的首先是一种“安静”的品质，在现象过剩的喧嚣时代，这种品质难能可贵。这是身处边缘地带的诗人可能拥有、并且能够拥有的内心的镇静和安详，它与地域性、宗教感、自觉意识有关，写作教人谦卑，亲近本源，体验到的却是人与万物交融的神圣、欣悦和庄严。获奖作品《阿信的诗》仍是西部经验的延续，具有极强的瞬间感、敏锐的感受力和精准的抒情性，于贫乏中发现丰饶，于细微处呈现生活的诗意。阿信通过诗歌写作寻找并确立自我，完成“诗歌僧侣”般的精神皈依，彰显出灵魂难于安顿的境遇中自觉而有品质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很高兴能在中国版图的西北端，美丽神奇的喀纳斯湖畔领取这个沉甸甸的奖项。

我理解，“西部文学奖”既是西部的，也是全国的，它体现了真正的包容、开放和不俗的专业水准。

我是一个在西部生活、写作的诗人。我在一座名叫甘南的西部边地小镇，生活了30年。如何活和如何写？如何融入和侧身审视西部的文化和生命存在？恐怕是每一个在西部的写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自然也不能例外。我的感受和思考都已经呈现在我写作的每一句诗行里了，在这里无需赘言。我此刻最愿意表达的是：西部太大，生活的真像还远未被揭示，写作一途，似乎才刚刚打开门径，我愿意做一个傻乎乎的、不知道放弃和偷懒的长跑者，在观众纷纷离场之后，拐过最后一个弯道，一步步接近远处那灯火暗淡的归宿和目的地。

那么，这个奖项，就是中途递过来的那一瓶水，那一块湿巾……是鼓励，更是鞭策！我接受，并由衷地表示感谢！



阿信之子牟通朗诵阿信诗歌《致友人书》

南子《南子的诗》（刊发于2014年第7期)南子是国内70后女诗人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早期用一种梦呓般的调子写诗，诗歌呈现出一种恍惚迷离的抒情气质。她似乎倦于向外部世界挺进，仿佛受到惊吓而转身向着内心深处狂奔。“自我”在南子笔下是一个大主题，显现向内挖掘的清晰维度，敏感、细腻、内化、幽微，要完成的是“与自身的辽阔的聚会”。获奖作品《南子的诗》代表了从“走散的人”到“疑问集”的行进状态，一种“南子式的抒情”昭然若是。柔婉、轻盈而跳跃的笔触带着丝丝锐利和坚硬，绝望和悲伤得到了失败的宽恕和时光的豁免。女性的生命意识，以及个体的孤独感，逐渐向着世界敞开，面对现实生发的疑问或追问，使她的诗产生了重量。



南子致答谢词并朗诵自己的诗歌《使我免于衰老的》首先，我感谢《西部》文学对我的这次加冕。文学史和期刊史无不表明：每一个成功的文学期刊的背后都站立着一长串极具光彩的作家与作品。作为创办了六十年又与新时期文学同生共长的《西部》文学，由它创立的文学奖项在我看来更为纯粹、严肃，因此也更加值得重视。

这次我的获奖，是《西部》对我写诗多年的褒奖。这也许是诗歌的天意。是你们，也是这块土地给了我一处诗歌栖息之所。

近些年来，我形容自己的写作状态是“潜水艇”，它是个体的、内向的、沉潜的、幽闭的，同时，我期待它也是机敏的、精确的、迅猛的和硬实的。对我而言，诗歌不是一个竞技场，不是一个诗人去征服另一个诗人，不是一首诗征服另一首诗。诗歌是溺水者渴望抓住的救赎的栏杆，一种本质的生活方式，更是自我对生命的认知和体察，去发现人世的荒谬与欢笑的可能，怀疑与悲悯，以及善意和爱的力量……

在这条属于我的，同时也属于更多无名者孤独的诗歌之途中，我期待，我能与他们在相同的困境中聚拢起力量，一起抵达那由山峰连缀而成的，那乃至高处的空阔——真理最后的抵达之地——而我，将不会是迟到者和缺席者。

再次感谢我所信赖的《西部》文学杂志，让我在家乡获得这份荣誉。罗伟章《发现你自己》(刊发于2015年第1期)罗伟章身为小说家，也是散文写作的好手。其散文作品，充满了个人的思考、敏锐的感知、切身的生存体悟，同时构成了对小说写作的反观和呼应。于两种文体之间自如切换，扩展了写作的疆域，也契合他“文学没有边界”的追求。获奖作品《发现你自己》是小说家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也是一篇青春箴言录，充满了内省、洞察和启示。父亲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教导儿子如何学会自我修正、自我建设、自我完善，活出宽度和深度，活出格局。由电影而文学而读书而写作而为人交友，涵括人生种种，言辞恳切，微言深意。这篇家书更珍贵的意义还在于：它经由真诚、质朴的文字，让我们产生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说家卢一萍代罗伟章宣读答谢词新疆给我辽阔和苍茫的想象，于文学而言，辽阔和苍茫，都是无比珍贵的质地。我最先接触的是新疆的诗歌，然后是散文和小说，我可以很方便地说出新疆作家和诗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气象卓越的代表作品。作为写作者，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同行满怀敬意。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西部”一词都会引起精神内部的某种挑战，挑战成就渴望，渴望成就激情。古往今来，新疆接纳着天南地北的贬官、游子和自觉的拓荒者，并以其宽广和慈悲，将伤痛与欢欣、怯懦和勇毅，都化为丰饶的心灵果实。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背景。

我所生活的四川，与新疆同属中国的西部，但在?望新疆的时候，我依然是东部的视角，这不仅因为新疆西部以西的地理位置，更因为新疆更像西部的异质特征。所以，我对新疆的神往，丝毫也不减于长江下游、黄河下游。正因此，《西部》杂志给我这样一个奖项，并在神秘而美丽、或者因神秘而美丽的喀纳斯湖领取这个奖项，我衷心珍惜，深表感谢。

黄毅《疼痛史》（节选）（刊发于2015年第11期)黄毅出道于诗，成名于散文。他的散文作品，有着诗的魂魄与内核。长期的边地生活，使他对新疆这片土地熟悉有加。漫游、观察、沉思，既是生活方式也是写作特点。辽远与苍茫，化为笔端的自然倾泻，并带来边地物象的力感与冲击。他在西部空间发现“新疆时间”，流连于地域背景给予人的诸多启示。《疼痛史》是一篇有随笔色彩的散文，写出了自我和他人的痛，人世的痛。不是狭隘的痛，而是广义的痛。他的疼痛不仅是个人的疼痛，而是关乎几代人的切身记忆。他的疼痛史，不仅仅是肉体的疼痛史，更是思想的疼痛史，精神的疼痛史。面对疼痛的挣扎与绝望、持守与忍耐，才是人类命运的真实写照。非常感谢《西部》杂志上把“西部文学散文奖”授予我。

我用了近40年时间写西部，中国西部于我是永不枯竭的战略资源储备地，是它成就了我的文学写作，这几年，我不敢说把最好的作品给了《西部》，但至少是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交到了《西部》编辑的手中，《西部》把散文这个重要的奖项颁发给我，不啻是对我的一种厚爱与奖掖，更是一种公正和眼界的体现。

散文是个古老的文体，它在中国有着优良的传统。

如何把散文写出现代意味，是把每一个文学写作者都绕不过去的命题，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散文应有与之相匹配的情怀。

有人说“真正的文学是那种涉及永恒主题的文学。”何为永恒主题？时代虽发展到了可以去宇宙太空遨游的地步，但人类文学的这个“永恒主题”从来不曾改变过。

如果说诗歌给了我灵性和智慧，那么散文则让我多了一份耐心与理解。

《疼痛史》是一部关于精神和肉体疼痛的散文，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疼痛，我在母亲的疼痛中来到这个世界，我的一生都在与形形色色的疼痛为伍，只有疼痛能证明我还活着。

写作让我有尊严，写作也让我懂得感恩，请允许再一次说：谢谢！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孟克依演奏楚吾尔乐曲《喀纳斯湖的波浪》 。

张清华《林中路：诗学笔记》（刊发于2014年第10期）张清华是一位具有宽广批评视野、鲜明批评风格和坚定批评立场的文学批评家，一直以其敏锐的感知迅捷有力地介入时代，介入我们博大和复杂的文学。他对小说、对诗歌、对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重大和迫切的文学问题的回应，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他的文字兼备学思，充满才情，形成其熠熠生辉、风格独具的批评文体。获奖作品《林中路：诗学随笔》集中体现了张清华的诗学。闪电一样根基于黑暗而又照彻黑暗的个体生命的诗性表达，以及这种表达在上帝、死亡、存在和语言等多重境遇之中不无悲剧性的高贵与壮美，是其诗学的核心内容。张清华以其批评家的诗学，凸显着他对诗与批评的双重自觉和他对我们这个时代诗的承当。



评论家何言宏代张清华宣读答谢词感谢《西部》文学杂志和西部文学界的朋友们，能够把这个奖授予我的一篇文字。我深感荣幸，我将之视为是对我从事诗歌研读与批评工作的一个鼓励，对我的写作趣味工作态度的一个褒奖，对我今后努力方向的一个鞭策。

从事诗学研究、诗歌阅读与批评，对我而言不止是一项工作，同时也是我修习学术与文学、开悟真理与人生的一个必修课。它使我受益良多，让我认识到，批评不止是对事物和文本发表看法，而是完成与世间的一切——自然和社会、与历史上已有的知识、与文本本身以及它作者和读者、与自我之间——的对话；它不止是一个逻辑的推演和经验的表达，一种学术的讨论与事理的辩驳，同时也是一种创造——一种与诗歌和文学作品本身并无两样的虚构性的创造。它应该在具备思想品质的同时，也一样成为活体的、有魅力和魅性的文字。只有这样，它才能与所谈论的一切可以一路同行，并驾齐驱。也只有这样，批评者才会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有一个不断建构的不会自卑的自我。

我自然并未达到这样的境地，但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行。

再次谢谢大家！

张书群  《回归·坚守·超越——董立勃小说的特质和意义》（刊发于2014年第8期）张书群是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师从程光炜先生，其专著《莫言创作的经典化问题研究》及一系列理论文章，是“实证求是”的治学精神和“经典化意识”的凸显。在为数不多的新疆青年批评家队伍中，他是勤勉奋进、成绩突出的一位。获奖作品《回忆·坚守·超越——董立勃小说的特质和意义》系统论述了董立勃小说的美学特征、创作转型及对当代文学的意义。文笔从容流畅，理论扎实，建立在细读文本的精准分析之上，是“实证求是”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张书群英年早逝，事业未竟，令人惋惜。我们将本届西部文学奖的评论奖授予他，既是对他文学研究的肯定与褒奖，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李赋教授深情讲述张书群生前往事钟志清    “阿摩司·奥兹小辑”（刊发于2015年第5期）钟志清是第一位在以色列获希伯来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系国内为数甚少的英语、希伯来语兼通的专家。多年来，她潜心于对以色列文学的研究和介绍，著译颇丰，尤在对阿摩司·奥兹的推介上见其功力和热忱。奥兹是以色列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写作寓冷峻的哲思于悲悯的情怀，在文化渊源上呈现出一定的混血性特征，其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成就引世人瞩目。获奖作品“阿摩司·奥兹小辑”是对《陌路》和《亲属》两篇小说的翻译，钟志清的译文准确、逼真、贴实，流畅地在汉语中还原了作者在叙事文体中所展现的精湛的语言艺术，让一颗孤独、失落的现代灵魂在语言的游走中再度焕发出诗性精神的光芒。

得知我翻译的“奥兹小辑”荣获第四届西部文学奖翻译奖，我感到既意外，又荣幸。如果把文学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比作旅行，把翻译比作旅行中的交通载体；那么杂志则如同旅行干道，编辑则酷似养路员。只有大家共同付出，才能使旅行愉快而完满。因此，能荣获今天这个奖项，我首先要感谢《西部》文学杂志和“西部文学奖”评委会。

我所翻译的奥兹是当今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他来自遥远的以色列，那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奥兹小辑”中的两篇小说《亲属》与《陌路》均选自奥兹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展示了以色列人的家庭世界与心灵冲突，促使读者不免对个人、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进行思考。

奥兹的父亲懂十几门语言，但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奥兹本人自幼便对中国充满向往，并在2007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更为巧合的是，本周适逢奥兹应邀到中国领取文学奖并参加《乡村生活图景的》首发，此刻他就在北京。闻听由他原创的小说获得了西部文学奖，奥兹非常欣慰，委托我代他向第四届西部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致谢。越是地域性的东西越具有普遍性，奥兹说，希望大家读他的小说就像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一场私人谈话。



钟志清宣读阿摩司·奥兹的贺信

图瓦歌手梅花演唱《鸿雁》。



《西部》社长黄永中（右）向喀纳斯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茅景龙授“西部之家喀纳斯文学创作基地”牌。



自治区文联主席阿扎提·苏里坦寄语西部文学奖获奖作家。



结束语：“欣悦的相逢是今天的大事，是此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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