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姿势——《金城兰州》中的粟特人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一座汉代烽燧里发现了一组粟特文古信札。...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一座汉代烽燧里发现了一组粟特文古信札。从此，粟特这个活跃在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在沉寂了1000多年后终于透过历史的云霞，抖落千年的尘埃，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粟特人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兴胡”或“杂胡”，粟特本土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善夫河流域，以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居住范围大体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曾经建立起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米、何、穆、毕、史等。据说，粟特人的先祖康王居住在祁连山的北昭武城，为匈奴所败后，带领族人向西越过葱岭来到两河流域，后经子孙繁衍，分为九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总称“昭武九姓”。

《新唐书·康国传》这样描述粟特人：“深目、高鼻、嗜酒、好歌舞于道，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有一尊《彩绘骑马斗豹胡人俑》，俑深目高鼻，浓眉虬髯，头戴襆头，身穿翻领窄袖胡服，在马上转身会首，怒目喝呼，赤手空拳与一只张牙舞爪的豹子搏斗。

粟特人“多嗜酒，歌舞于道”，他们热爱音乐舞蹈，天生豪爽，尤其是粟特贵族，此风更甚。自汉唐以来，凡是华美奢靡之风盛行的时代，就有他们“琵琶鼓笛，酣歌醉舞”。

粟特地区以父系小家庭制度为主。商业高度发达，有较强的契约意识，这种意识不仅贯穿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也贯穿在家庭伦理中。

他们使用的粟特语是古伊朗语言，曾经风靡中亚，是最古老的国际通商语言，此后还影响了突厥文、回鹘文的创制，而后的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的形成又与回鹘息息相关。粟特文曾广传中国，及至9世纪，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入侵，粟特文化濒临灭亡，11世纪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19世纪20年代初以来，随着粟特文献的发现，学者们通过解读而部分“复活”了这种文字，但迄今为止，全世界能通晓者寥寥无几。

粟特地区分布着大小不同的城邦，分分合合，不一而足。历史上粟特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长期受其周边强大外族势力的控制、侵吞、羁縻时，非但没有灭绝，反而保存了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

玄奘在630年游历粟特地区时，发现粟特人“父子计利”。这与历史上的粟特人有着卓越的经商头脑有关。汉代张骞凿通丝绸之路，粟特人凭借经商的天赋组成商团，伴着悠远的驼铃，跋山涉水，穿越大漠，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经营贸易，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充当了不同文明传播交流的使者，成为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风景。

1907年5月斯坦因率领的考古探险队来到敦煌。他们沿古长城遗址仔细搜寻，在距敦煌以西90公里处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几近腐烂的邮包，里面有8封信函，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就是极具考古研究价值的《粟特文古信札》，其中的第1封信被发现时是折叠着并用袋子捆绑着。信件外部有两栏，中间被一条波浪线隔开，两栏中分别写着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第2封信包裹得比较结实，用棕色丝绸缠裹，外包麻织物，故保存较好，上有墨书字迹。这些文献被确认为迄今为止留存最早的粟特文书。根据对信札的纸质鉴定、粟特文语源考证以及对信札内容的分析，学者们断定这组信札年代为公元312—313年。

这些粟特信件是旅居中国西北的粟特人撰写的，意欲寄往粟特本土或楼兰等地，只是由于未知的原因而遗落在敦煌烽燧的历史烟尘中。这组信札是我们了解在中国的粟特人早期活动的唯一重要信息来源。比如，其中2号信札是名叫那你盘陀的粟特商人从姑臧（今甘肃武威）寄往撒马尔罕的，这是研究4世纪粟特商业史和相关历史的重要文献。1号信件和3号信件是由粟特妇女米薇写于敦煌分别寄给她的母亲和丈夫的。为我们了解粟特人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丰富信息。

根据史料和这些古信札，我们可以描绘出3—4世纪粟特商人入华的路线图：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经于阗、楼兰入敦煌，再由敦煌出发，经酒泉、姑臧、金城进入中原。粟特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东沿天山南麓或北麓通往中原，南抵阿富汗、印度，西接波斯，西北直通欧洲腹地。发达的商业促成了粟特各城市的富有和繁华，催生了贵族和骑士阶层，也一度成为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和谐共存的地区。

粟特古信札证实，在西晋末年，这些深眸高鼻的粟特商人已在楼兰、敦煌等地落脚，且以姑臧为大本营商业网络直通洛阳。山西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康业墓、史君墓，宁夏固原史氏家族墓的发现更加证实在中古时代粟特人不但以家长制、小商队形式从事边关贸易，还以商主制、大商队形式从事朝贡贸易。中原王朝为了便于管理粟特人特别设立了萨保府，并给这些粟特聚落的头人授予“萨保”的头衔。至唐代，大量粟特人动迁入华，粟特聚落、祆祠遍布华夏，中西贸易更是盛况空前。粟特人不仅是经商高手，同时也是能攻巧匠，他们更喜宴饮歌舞，钟情骑马猎射，影响着当时的中国历史。像安诺盘陀、摩尼亚赫、史蜀胡悉等这样的富商大贾及政治精英还影响着突厥帝国的政局，而像安禄山等粟特人则撼动了大唐的锦绣江山。那个时代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由粟特人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浓郁的粟特文化如胡服、胡食、胡乐、胡舞等风靡中原，不但河西地区“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京师长安“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而且洛阳“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敦煌的康氏、建康的史氏、凉州的安氏等粟特豪族不但是大商巨贾，而且厕身朝廷，更有曹氏、米氏等粟特人在音乐、绘画、舞蹈、杂技等领域引领风骚。她们借祆祠传播西域文化，更在云冈石窟、莫高窟以及他们的墓葬中留下了独特的粟特文化。8世纪后期，粟特文明被呼啸而来的阿拉伯铁骑摧毁殆尽，繁盛的粟特文明从此灰飞烟灭，只留下让人感叹的遗迹。正所谓“汉时泪别昭武城，西域兴商振强声。曹安史米康居地，尽是风流故土人”。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几百年后，于公元10世纪后渐行渐远，黯然淡出历史舞台，连同他们的文字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能描绘清楚这个过程。多少年来，粟特人只是史书里的断简残片。直到20世纪初，随着更多文字、墓葬、壁画的发现，他们的面貌也越发清晰、丰富和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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