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剩下一个方方

每一个人都是一粒灰，但都可以点燃一个时代。...





一粒灰，一个梦。

1982年，27岁的方方在《诗刊》上发表处女作《当我拉起板车》。

诗里，她写道，“我的车上装着的，是我庞大的、沉重的祖国”。

5年前，她还是武汉运输公司一名，装卸女工，在汉水边扛麻包，每个有一百多斤。恢复高考后，她考入武大中文系。

她的命运因文学和八，十年代而改变。

那是一个文学井喷的年代。

1978年，全国中篇小说不过，80余部；1980年，达到200部；1985年，一年发表小说超过，1000部。

八十年代初，全国文学期刊超200家，《收获》发行量高达100多万，高到主编巴金都忐忑“不正常，宁可少印一些”。

全中国遍地都是文学社，一本新书千万人奔走抢购，北京女青年车筐，里装着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白岩松上大学师哥，告诫第一件事：咱校女孩都在聊萨特。

那个年代，最浪漫求爱方式是半路，拦住女生：你喜欢文学么？

读库创始人张立宪(张，立宪)说过升级版本：给姑娘放钢琴曲磁带，念舒婷的诗，刚念到第一句“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姑娘就被煽哭了。

浪漫只是吸引力之一，那个年代文学多彩又多元，粗粝又锋利，常能刺入生活深处。

1987年，方方发表小说《风景》，被誉为拉开了新写实主义，的序幕。

小说里的世界，是贫民区，是11平米板房，是蛮横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和，琐碎的生活。

武汉江风灌入板房，生活没有粉饰的油彩，只有刺眼的真实。

《风景》发表后第二年，方方在北京笔会上，结识了余华等人。

那年，余华刚刚从浙江海盐入京，此前他当了五年牙医，拔了1万余颗牙齿，“不想再看别人张嘴，那是最没风景的地方”。

当年，余华进入鲁迅文学院，成为研究生班学员。他与刘震云、严歌苓等人成为同学，同宿舍室友名叫莫言。

写作时，两人面壁，中间隔一个柜子，彼此能听到呼吸声和笔行纸上，的沙沙声。

那段日子，余华写出了《活着》，莫言写出了《酒国》。

《活着》被翻译成十国文字发行，打破纯文学销售记录，在美国出版10年后，依旧可以年售4000册，读者留下最多评论叫“残酷”。

《活着》出版时，余华和出版社签，了霸王条款：如果删改一个字，立即换出版社。

出版后，他检查发现，一字未改。参加访谈时余华说，那个年代的文学，最大魅力是真诚。

很多年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说，八十年代的作家，怎么感知世界，就怎么自我表达，

“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恨、我们的嘲讽，怎么像王朔一样骂人，怎么在语言中找到自由，和娱乐，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开拓出来的”。

那像是一场宏大的梦境，方方等人只是过客。过客匆匆，梦境也匆匆。

同是梦中过客的北岛，最终在《青灯中》留下寂寥一笔：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

从鲁院毕业后，余华回到浙江嘉兴，成为作协专职作家。

他分到一套30平的房子，配了一张写字台和椅子，每月还可报销一盏电灯，的电费。

有一天开门，作家马原带着一个摄制组堵，在门口，准备拍部记录片，名叫《中国文学梦》。

纪录片在余华家开机，马原计划拍满100位，中国文学人。

片子拍了整整三年，拍好却无处可播，因为电视台技术不断升级，马原当初用的磁带清晰度，已经过时了。

过时的又何止磁带。开拍时，马原坐火车，车长还兴奋地说，我还没见过活的作家呢。拍完后，文学青年已寥寥无几。

那场汹涌的潮水，骤然褪去，只留下满岸狼藉。

王蒙说，全中国的文学青年几乎，在一夜间消失，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光着身子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无家可归。

裸泳的作家们开始，另谋生路。1993年，余华辞职去北京，和妻子挤在平房单人床上。

张艺谋改编《活着》，预付了两万元给他，他一度担心张艺谋会不会，赖掉剩下的5000元。

25000元巨款拿全后，他把钱压在单人床枕头下，夫妻俩以为这辈子不用愁，了。

1996年，他已名满天下，凡客总裁陈年当时是，北青报记者，去采访他。

采访半途，余华起身，给陈年放了张巴赫(，张巴赫)唱片后离开。

半小时后，他回来，问陈年：你觉得巴赫的音乐怎么样？

商业时代的乐章雄浑有力，足以让人忘记上个，十年的锋锐。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1995年改编成电视剧，远在山东的莫言，因为红高粱名声，写一集电视剧，能赚15000元。

更有野望的是王朔，他在九十年代初便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和好梦公司。

他对冯小刚说，只要公司卖出30%股份，就是几千万。

要有规模，像搞房地产，先圈地再修路，通水通电，然后成片起楼，大投入大产出。

曾有杂牌石油公司，老总询价，他们激动万分派(万，分派)一姑娘去卧底，结果姑娘一去不返，老总也黄鹤杳然。

1998年，北京火车站旁，小旅店纷纷立起招牌：本店可收看《快乐大本营》。新的娱乐来势凶猛，文学更如陈年旧事。

那一年，方方的杂志被停刊。此后，她一度在家专职写作。

楼外的日子飞快，屋内，那些不动的书是她的城堡。1999年初，鲁迅文学院内，新一批学生报道。他们爱听文学编辑，侃侃而谈，讲市场运作的，老师被全班鄙夷。

课后鼓掌，都要在末尾加一句：我是欢呼他终于讲完了。

然而，一年之后，画风就变了，班上同学说好了似，的都在看《怎样成为百万富翁》。

北京昌平区有一作家村，北漂作家们靠卖字为生，10万字2000元。

他们常去鲁院蹭课。但新世纪后很少再见，“听说都去房地产公司做，策划了”。

功成名就的作家开始抽身，而退，或者沉默少言。

刘震云说，到了新世纪，王朔变得更深沉：

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

2004年，余秋雨受邀到青，歌赛当评委，作家更如符号。

观众们用他来衡量歌手，是不是有文化。

接踵而来的韩寒和郭敬明，用不同方式告别了文学，拥抱了商业。而在他们之后，文学有了更轻薄定义。

《收获》与《花城》为笼络年轻人，做了APP和社群，一个叫“行距”，一个叫“爱花城”，但毫无起色。即便是韩寒的ONE APP，也渐失风华。

余华说，而今他们那一代作家，坐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生了什么病，以及怎么治疗。

1999年，王朔参演了一部电影，名叫《诗意的生活》，电影一直拖到，2006年才上映。

那像是对中国作家，最后一次回眸。每个人都在片中说，了对诗意的理解。

方方说的最接地气。她说，油盐酱醋的生活是一种打油诗，的诗意。

疫情开始后，她困在武汉城中，老友们纷纷询问，《收获》总编建议她不，妨写写封城记。

久违的犀利，从文字中流淌而出，更多人借她的日记，关注武汉的现状。

有人喜欢日记，亦有人讨厌，方方说笑骂随人。

她想起了那个远去的梦。她说，知识分子如果明哲保身，隔岸观火，那么便会转向，追逐金钱权力，以此弥补灵魂空洞。

疫情期间，她的一句话广为流传：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而在那个远去的梦中，每一个人都是一粒灰，但都可以点燃一个时代。

    关注 摩登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