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雕】名僧支道林与新昌的渊缘

都城名士山林玄僧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别称支硎，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

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别称支硎，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他初隐余杭山，25岁出家，曾居支硎山，后于剡县（今浙江省新昌嵊州一带）沃洲（新昌县）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晋哀帝时应诏进京，居东安寺讲道，三年后回剡而卒。他精通佛理，有诗文传世。他宣扬“即色本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有著作《即色游玄论》、《释即色本无义》等。据文献记载，《神骏图》画的是支遁爱马的故事。



关氏家族世代奉佛，道林受环境熏陶，自小对于佛理有所领悟。其家大概在永嘉之乱时迁居江左，所以道林少年时得以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较深入地钻研和体会了大乘佛学的奥义。

25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大约他的师傅是西域月支人，按照当时习俗，僧人从师姓，故道林改姓支氏。出家不久即到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与朝中名士有所接触。太原王蒙赞扬他“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殷融见到道林，则以为卫玠再世。辅嗣即王弼，与卫玠都是魏晋玄谈领袖。年青的支道林初入京就被比成王弼、卫玠，可见他的天挺之资、卓拔学识，在当时已为名士所激赏。



东晋建康的佛学界学风很盛，各大寺院常举行公开的讲经大会，由名德学僧登坛开讲，听众成百上千，除了本寺徒众外，往往还有寺外僧俗参加，并可自由提问、辩论，这种讲经形式称为讲肆。支道林在建康期间，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也就是说，他善于把握经典要义，提出有创见的观点，对于经文的词句却常常脱落遗漏。他的这种作风，被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经师、论师所看轻，认为狂妄空疏。但谢安听说了这个情况后却大加赞赏，认为支道林对佛理善于抓住精华，略其枝叶，就像古代善于相马的九方皋一样，略其玄黄，取其骏逸。其他名士如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蒙、王修父子、何充、王文度、谢长遐等，都像谢安那样给予支道林很高评价，这些一代名流都成为道林的知交。



大约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左右，支道林也离开了建康，到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立支山寺。其后又南下入剡县(今浙江嵊县西南)，先居于□山的沃洲小岭，不久移至石城山，立栖光寺。

道林入剡之时，谢安正任吴兴(郡治在今浙江吴兴县南)太守，写信给道林，要求他移居吴兴。信中说：“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蹙蹙，触事惆怅，唯待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谢公对于他，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

王羲之时为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内史，早已风闻支道林的高名，心中还有些怀疑。道林还剡县，途经会稽郡治，羲之特往相见，想观察一下道林的风度和学问。见面之后，羲之问道：“《逍遥篇》可得闻乎？”支道林立刻为他写出主要内容，数千余言，一挥而就。揭示的义理，为《庄子》研究的大名家向秀、郭象所未曾道及，新颖深刻，辞藻又极华美，王羲之读了，惊叹不置，遂披襟解带，留连不已。当即热情地邀请支道林住于本郡灵嘉寺，旨在能多和他亲近、谈讲。

支道林住在剡县的时候，名僧如竺法深、于法开、于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都在那里；名士如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许询等，也都在本郡(剡县属会稽郡)。名僧名士群集于东土，实为盛极一时。

此时支道林因为年龄稍长，对于禅法也发生了兴趣。时时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食涧饮，浪志无生，并曾为《安般守意经》、《本起四禅经》等作注。显然，他也有了坐禅养生的要求。

但是他的名士作风仍然没有改变。坐禅之外，喜欢作诗、写字、养马、放鹤，优游山水。他写的诗常带有浓厚的老、庄气味，写字则擅长草书和隶书。养马、放鹤本来不是和尚应做的事，他却照做不误，而且做得那么富于情趣，那么符合他的名士派头。《世说新语》记载着他养马的一段轶事：“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后来又有人送鹤给他，道林把鹤带到山坡上，对鹤说：“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说着就把鹤放了。

道林行事，率情任性，多如此类。对于讲经说法，他也未尝中断。曾出山阴(会稽郡治所，今浙江绍兴)讲《维摩经》，道林作法师，许询为都讲，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层层深入地阐释经义。每当道林把一层意思剖析明白，听众总认为无懈可击，许询应不可能再提出问题了。没想到许询又出人意表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大家又想，这一回支道林要被难住了。而道林竟又生发出新义，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如此往复，直到讲经结束，两家的问答就像汩汩流泉，永不枯竭。道林的阐释生动形象，听众都感到确实已领会其要旨，但事后想把道林讲的复述一遍，未说上几句就说不下去了，这才感到道林义理的精微奥妙。



晋哀帝即位后(361年—)，频遣使者徵请支道林出都。支道林应诏回到建康，安置在东安寺，开讲《般若道行经》，道俗钦崇，朝野悦服。名士王蒙经过多年构思，自认为已经把握般若的精理。他把心得写成几百字的一篇文章，拿来给支道林看，以为道林不能与自己抗衡。支道林看过文章，慢慢说道：“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王蒙羞惭满面地回到家中，叹道：“支道林实在是穿着袈裟的王弼、何晏，非吾辈能及！”

支道林的人品学问，士大夫们钦敬之余，常常作为谈资。郗超曾问谢安：“林公(道林)谈何如嵇中散(嵇康)？”谢安说：“嵇十分努力的话，勉强可以赶得上。”又问：“何如殷浩？”谢安说：“叠叠不休地辩论，恐怕殷在支上；超拔直上，殷就望尘莫及了。”郗超很赞同谢安的评价，他后来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支道林这次在京城呆了将近三年，忆念剡县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乃上书要求回归东山。哀帝批准了他的申请，令有关部门优厚资送道林上路。一时名流，都到郊外征虏亭为道林饯别。宴会上，大家争着坐在道林近旁。抚军长史蔡子叔先到，挨着道林的座位坐下，谢安后来，只得坐在离道林较远之处。后来蔡有事暂时离座，谢安连忙移坐到他空出的位置上。蔡回来见位置被谢占了，二话不说，近前将谢连坐垫一起举起，扔在地上，自己重新坐在旧位上。谢被摔得衣帽歪斜，慢慢起身，振衣就席，了不介意。由此可见，支道林多么受时贤的敬慕！

支道林回到剡县不久，因病卒于石城山旧居，年53岁，时为太和元年(366年)闰四月四日。死后仍受到名士们长期的思慕。后来高士戴逵路经其墓，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王询作有《法师墓下诗》，《序》曰：“余以宁康二年(374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孙绰《道贤论》把支道林比向秀，论曰：“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后来王该则说：“支子特秀，领握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萧。”这都是因为支道林集名僧与名士于一身，心胸风神，与玄学清谈家无异而特高，故能生前大受名士称赏，死后长为辈流怀念。



他的生平习好，也带著当时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风趣。《世说新语》记载他曾养马养鹤，他擅长草书隶书，诗也写得不错。《广弘明集》收录他的古诗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带著浓厚的老庄气味。

支遁在内典之中，对《般若经》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过《般若》。後来又经常辩论、讲诵《般若》。他所著的论文中可视为支遁般若义的代表作是《即色游玄论》。此论已经亡佚，在慧达《肇论疏》中有所证引∶“吾以为即色是空，非绝灭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而恒寂也。”《中论疏记》引《山门玄义》，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其义又见於《支遁集·妙观章》∶“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有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他这些话的大意是∶所谓色不自色者，即明色法无有自性。亦即谓其色虽有，而自性无有，亦即是空。无体，故曰∶“色复异空”。非别有空，故曰∶“色即是空”。既主色无礼，无自性，则非色象灭坏之後，乃发现空无之本体，故曰∶“非色灭空”。後人对即色义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支公所论要不失为一家之言。

他又著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并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原书已经亡佚，但由书名推测，一定也是解释《般若》的作品。此处还有《圣不辩知论》、《辩三乘论》、《释蒙论》等，也都亡佚。他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异同，加以研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但原书也不存在了。《出三藏记集》卷八还保存著这部书的序。

此外，他也曾注意过禅学，撰写过《安般经注》及《本起四禅序》。又曾致力於《本业经》，《出三藏记集》收录他的《本业略例》、《本业经注序》。又曾讲过《维摩诘经》和《首楞严经》。

他又是主张顿悟的一个人，南齐刘《无量义经序》论顿悟说∶“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法师传》∶“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於七住。”由于他主张到第七地生起顿悟，七地以上尚须进修，因此又称为“小顿悟”。如慧达《肇论疏》说∶“第二小顿悟者，支道林师云，七地始见无生。”

他的集子《隋书·经籍志》著录八卷，加注说∶《梁十三卷》。《唐书·艺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读书敏求记》和《述古堂书目》就都作两卷了，可见此书缺佚已久。

现存的清光绪年邵武徐氏刊本《支遁集》有两卷，附补遗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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