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一直以来八大山人都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镜头中的，似乎八大是超凡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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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一直以来八大山人都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镜头中的，似乎八大是超凡脱俗的，或者像庄子中所说的餐风饮露的神人一样，其画冷逸，其人冷峻，总之是不沾尘缘的。我很奇怪八大山人这个“金枝玉叶老遗民”是怎么过活的，他一不种地，二不经商，三也没有了祖宗留下的家产，家产都被满清的鞑子给夺去了，成了一个“零落种瓜人”，其实他也没种过瓜，倒是很喜欢画瓜，画西瓜。也没听说过他像齐白石一样做过木匠，要不然他钦的印就不是“西江弋阳旧王孙”了，而是“鲁班门下了”。人们说，他不是出家为僧了吗？不错，当了和尚虽有安身立命所，虽能糊得一口饭，可是他哪来的余钱去买笔墨纸砚来画画？画画本来是一件很花钱的事，生活在当代的人们是深有同感，尤其是画了一堆堆的废纸又没有人要的时候。

不知什么时候有一种怪论，认为画家不卖画才是好画家，才能画出好的画，否则一染铜臭，就绝不是好画，其人品也被视为与老财迷一样，弃之如弊履，贱之如粪土，而惟有八大一尘不染，人则世外高人，画则无上妙品。斯等谬论，不绝于耳，鸹噪无已，譬如视郑板桥为洪水猛兽，怪其首开明码标价之风，以致风雅荡然无存，斯文扫地，徒握污秽之铜臭。詈吴昌硕继其后而愈过之，找人代笔，只求订单，哪管质量，惟坐视笑拥青蚨滚滚飞来而已。骂齐白石见钱眼开，简单复制，千幅万幅不厌雷同，虾兵蟹将万万千，千千万万一个样，斥之以俗不可耐。此三子者皆以卖画为生而遭漫骂，恨乌及屋，连带其作品一并贬斥之，并送以高帽子“站不住脚的大师”以冠讽之。惟有八大，似乎从来无虞吃喝，不虑卖画与否，澄心味道，不染铜臭，将手写心，一一涂于纸而绘之册，妙造自然，巧夺鬼神之功，以为文人画之最高峰云尔。难道八大山人真的没有卖过画吗？予甚疑之。

八大生于1626年，明朝亡于1644年，在这十九年中八大是王孙贵胄，当然不愁吃喝，可是到了李自成进北京，国祚乍亡，八大顿成遗民，迨至满清入关一路杀伐，南昌故园血雨腥风，全家三十九口杀戮殆尽惟余一，此即年方十九岁之八大。八大东躲西藏，遑遑逃命，后被迫躲进进贤县的寺庙，被迫出家为僧，注意是被迫出家，而非自愿，这与李叔同的因思想升华而出家非同日而语。八大初遁佛门只为避祸求生，外面世界险劣，不容八大有它想，恰好得以在此习佛悟禅，时年二十三，五年后又拜曹洞宗大德释宏敏为师，入介冈灯社。时二十八岁。八大毕竟天资颖悟，仅仅四年之后便以三十二岁之华龄主持介冈灯社，成为介冈灯社之主持，为曹洞宗第三十八代传人，“竖拂称宗师”，聚一百余众讲经说法法，很有点玄奘法师的派头。这一时期八大因缘际会，潜心研究佛法，洗尽王孙之铅华，渐成修养甚深之高僧。然而八大毕竟怀有国仇家恨，六根未能彻底清净，兼以佛门未一尘不染，二年后竟辞介冈主持而去，又辗转于奉新县耕香院去了。

这一阶段八大在寺院糊口，修禅学法是其主业，“间以余绪为书，若画，若诗”，只能在业余习诗学画。八大此时是否开始卖画不得而知。
至耕香院，八大认识了一个叫裘琏的士子，裘琏之岳父名胡亦堂，是新昌县令，喜八大之画，八大因得与之相识。
裘琏劝八大移居新昌，开山买精舍。钱从何来？莫能得知。八大在新昌已决意“入世”，忙得不亦乐乎，竟连老师释宏敏去逝也不回去奔丧，仍滞留新昌。时康熙十一年，十二年，三藩叛乱之象已出，社会动荡，朝廷欲撤三藩，干戈将起，八大恐殃及己身，复躲入耕香院。能进能退，八大亦颇识时务者也。此事堪与齐白石一比，齐白石初到北京，适逢张巡复辟，北京城内枪声大作，白石避居老友郭葆生家，乱过乃返自家。至七七事变，北京城陷落入日本人之手，白石只得大门紧闭，闭户不出，画不卖与官家以自保，总算没有落得一个像周作人一样的汉奸之名。此本为傲然不失风骨之举，不想到了几十年后的几天，竟被人污蔑为国难当前却只知道躲在小屋里画一些虾呀，蟹呀，花呀草呀的，根本有失民族大义，所谓人格不行，算不得大师。而八大一样躲祸，却不见招来什么诽议。何厚诬白石而轻抑八大邪？
或以屈原之投江，岳飞遭戮，文天祥宁死不屈，史可法誓抵抗不降等等高节大义来衡量八大白石，则未免失之苛刻。以此调论，则赵孟頫是千古汉奸也！以手无寸铁之肉躯能不附大刀长茅机枪大炮之逆，不亦伟丈夫乎？
言归八大。八大本来早有入世之心，只因清初清廷欲斩杀明室之子孙殆尽，而隐匿于寺庙。及之三藩平定将尽，清政府变动了政策，康熙采取怀柔政策，对于明宗室子孙安抚之，给予出路。对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亦以招抚，于是以诏开博学鸿词，修篡明史为名招纳人才，空气为之宽容，八大之入世之心更益激烈。不复隐其名，直接以西江弋阳王孙示人，盖无杀身之忧矣。而县令胡亦堂也不再惧怕结交前朝逆臣之名，公然将八大“延之官舍”，待为上宾，八大当于此时渐渐以鬻画为生。
此时胡亦堂已调临川任职，八大与胡县令交情益深。八大一日见一口唐代古钟，很是赞赏，“一见夸灵异”，胡亦堂便投其所好，建造了一座钟楼，并作《古钟歌》以迎合其意。胡亦堂修文昌桥，八大亦作诗赞颂“也知茂宰垂天象，船载嶙峋起壮图”，歌功颂德之诗出于八大之手，奇哉怪矣？八大又访当地名胜翻经台，据传是谢灵运当年译经之处，以常理言，释门之八大当对翻经台不吝赞词，孰知八大竟题句云“独怜秘阁书多少，何必区区译梵经”，足见八大厌佛之心。据韩隆四十八年《广信府志》载“八大山人…去僧还俗，往见临川令，愿得一妻”，临川令就是胡亦堂，八大决意弃僧还俗，请胡县令为自己谋一妻子，以成家室，只是后来此段婚姻亦并不美满。也是在胡县令处时，八大竟发了疯，据八大的朋友，清廷太学生，也是江苏巡抚幕僚的邵长衡作的《八大山人传》载“临川胡君亦堂亦闻其各，延之官舍，意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而焚之，走还会城”，会城者，南昌也，八大又回到了南昌。看来有胡县令处未能施展抱负，蜜月已过而矛盾渐夥，或者别有它因，八大把袈裟也给烧了，得疯癫狂疾竟走南昌，从此以后亦不复与裘琏胡亦堂二人交往，冰碳两绝矣。

八大经此疯癫，病愈后名益盛，人以狂士，高人目之，惟其友邵长衡认为“浅乎之知乎山人矣”，徒见八大癫狂之表，未能窥探八大之内心者也。邵长衡认为八大“胸次汩勃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又言其内心之状“如巨石窒泉，如湿絮遏火”内心如泉水被巨石堵塞不能畅流，如火苗被湿透的棉絮覆盖不能奔腾，内之郁一何至此！比喻之妙妙不可言，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痛苦，却只字未提。当其惨遭灭门虎口余生之时未见狂疾，独发狂疾于优渥礼遇之胡县令处，所为者何事也？所为者何事也？
八大此时画名时隆，结交的不仅有清朝之翰林知府，亲王幕僚，旗人布政司等，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守节西山歌采薇”，像夷齐一样的不食周粟，因为他走出寺庙，“溷迹尘世中”要生存呀，不得不周旋于这些人中间。
八大晚年以卖画为生，是确凿无疑的，有八大之诗为证。如《题画寄呈李梅野先生》传闻江上李梅野，一人来见江右时，由拳半百开元钞，索写南昌故郡词。南昌故郡，洪都新府，这就是王勃的藤王阁序，李梅野出五十金求八大写腾王阁序，只不过不知道五十金将能买米几何以糊其口耳。又譬如一县官求八大画四幅条屏，八大深恶其附庸风雅之姿，但迫于生计只得答应画，然而却只只画了三幅，并写了一封信交给县老爷：“承转县委老爷画四幅之中止德三幅，呈上语云;江西真个俗，挂画挂四幅，不是春夏秋冬，便是渔耕樵读，山在人以此画三幅特为江西佬出口气，想东老亦心同之，望速捎去为感，八月五日，八大山人顿首”
八大在卖画糊口之时仍保持狷介之性，其生活清苦可想而知，但绝不是后人想象的不食人间烟火，当然八大的卖画与当今的蠢蠢求钱之人的卖画又是截然不同的。内心清净，自然能画出好画，便卖之又有何妨？内心浮躁，便是终生不卖一幅，所画的未必能登大雅，徒废纸墨而已，终将弃之于垃圾桶中矣。
如某些人说的绝对高雅不染一尘，与世绝交，到哪里去寻找呢？只有像鲁迅所说的：“若要高洁，便成虚”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