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廖伟棠：短章

 

文 | 廖伟棠

影的告别

“在支离的树影上，我看见一个少年的影子前行。他的两肩宽阔，腰板坚直，像穿了宇宙船驾驶员的制服，遨游于一九九一年，不知道宇宙将凝结为一浑浊磨花的玻璃球、众星压叠如湿重的枯叶。

“他摆动双臂仿佛有阿童木的猛力，把十多年的淤泥哗啦啦拨开，如剑鱼劈开血海，他劈开一九九三年的囚狱、一九九七年的流放、一九九九年的疯癫、二零零三年的窒息、二零零五年的二零零八年的二零一零年的死亡。他一握若脆的手腕，竟绑了一艘油轮的驽重。

“树影划过那些轧轧作响的骨骼，黑暗为我们身边一切蒙上一张巨大的驴皮，冰凉且腥。我们在全然看不见对方的时候握手道别，我为他点了一根烟，顺势把他背上全部的负荷挟为己有。在如银河一样熄灭的火雨之路上，他有他的、我有我的一叶舟。”

我和一个骑着马骸的孩子说了这个寓言，他并不认为这是个寓言，踢着我的头骨，他又邀四周的小鸮们开始了新的游戏。

墓碣文

记下，孩子，记住这一切。

万物死，万物生。我们终于赤条条，不裹一块遮羞布：无论它是红或白。经幡的海、鼓钹的海，到我们耳边一线停止，当所有剔骨的刀子已钝，暴雨也不再期盼它的婚床，我升起在黑霞之上，呼吸这本来就是我自身的甜腻空气、呼吸这崩摧成一亿莲瓣的火焰。

我希望你目击这一切为有。此曾在。

收养我的藏獒，让它咬一口你的手臂，让它知道你的血味。烧掉我的经书，里面写了你看不懂、长风翼翼的爱情。烧掉我的伙伴，这些从平原来的流人，他们怀抱着我们不知、远雷寂寂的怒怨。收藏一块空心的砖，收藏一个地狱。

仓央嘉措也是在这里停步，检点了四方的音尘，他击掌三下，与看不见的魔鬼辩经，然后吹熄了诗歌。

死者为大，嘎嘎如卸甲的军团，横移过盆地、高原、山岭、城市边缘、拆迁地与矿坑——无须有我、你、他、她、它！川壑重复纠结，焦土开始说话，在这国度，非为国，非为历史，非为正义，仅仅是它想说话。人掌灯于光天化日之中，石亦有言。

记下，孩子，记住这一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这样的战士

虚无在擂鼓了，我将何言？我想写一部更支离突兀的《山海经》，来隐藏我们寻找到的义人，用鳍和角隐藏他们的剑，用狂笑隐藏他们的泪，用呼啸的镰鼬风隐藏他们的伤。

但是义人拒绝了我的隐藏。他们说让虚无擂鼓吧！我将尽张我的残翼与它共振！我将从鼓中呐喊出雷、从雷中追溯出电，我们将在一无所有中击掌而行，在死谷中掘茵陈、血水中坦荡我们的清明。

他们是这样的战士！

有一部更璀璨秀丽的《山海经》，如细布包裹他们的裸足，如凉风轻拂他们的赤目，并有更多刑天和灵兽，作他们的后卫与前导。我想写一部这样的《山海经》。

告慰这样的战士。

从本雅明着《摄影小史：灵光乍现的时代》、罗兰.巴特着《明室》到阿加辛斯基径称“摄影乃是一门幽灵的艺术”，摄影便与鬼魂、幽灵脱不了干系，我也深深迷恋这个观念，某年在广州办个展，直接就命名为“摄魂记”。当然我们所用的原典，都是因为摄影术发明初期，人们觉得摄影会真的摄去一个人的魂魄——这点中外具同，甚至到1970年代中，某港人回乡，为一初生婴儿照相，仍被婴儿的祖母斥骂：“照什么照，把细路仔的魂都照丢了。”

这个婴儿就是我，魂儿的确一直处于似丢没丢的状态。那个港人是我的大伯，那年他近五十岁，痴迷照相，不但为我留下大量那个时代罕有的彩照，也拍摄了家乡每一次祭祖、他的老父和老母（就是相信摄影会摄魂的我的祖母）的风光大葬以及七八十年代一个粤西小城的方方面面。说来也巧，他的名就叫照，廖照。

摄魂这个概念，上个星期被重新定义，就因为我大伯。他上个星期去世了。最早教我照相的就是我大伯廖照，给钱我买第一台海鸥相机的也是他，最后他在六十五岁的时候把自己的尼康相机送了给我，他隐居到澳门，随着炒楼的女儿一次次搬家，生命的最后一年在珠海的老人院度过。一个半生爱热闹、爱派头的少掌柜，晚景孤清如此，我们都对不起他。

大伯去世之后两天，堂姐才通知我来出席丧礼。我匆匆坐船从香港去珠海，是日气温骤降，到得殡仪馆对面马路突然急风横起，飒飒的落叶向我扑面吹来，我掏出随身携带的老相机，迎风拍了两张，那些凌乱和凌厉。灵堂从简，只有一桌花一棺一瓮一遗像，遗像据说是老人院给照的，照得非常好，大伯的微笑慈祥达观，不像最后一面所见的孤倔，我对着灵堂拍了两张空景。仪式过去后，人们聚在门口商量后事，我静静绕到棺旁，心里说了句：“大伯，我给你照张相”然后轻声按了一张。老相机以快门安静著名，死者纹丝不动，即使化过妆的脸温和似生前。

翌日在香港出席另一个追思会，一些木心的青年崇拜者在寇比力克书店为木心所办的“诗歌弥撒”，因为我写过纪念木心的诗，我成为唯一应邀出席的诗人。我在约定的时间前一分钟赶到，气喘吁吁拿出诗稿朗诵，我朗诵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木心的诗《杰克逊高地》，尤其细念最后一句：“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又读了我写的《怀木心先生》，也细念最后一句：“这好男好女，不好商量，反正两手一襟暖。”并且重复念中间：“经过而不知其范围天地/而不过”。然后下台，台上暗处一角有木心先生小小的遗像，我隔着跳现代舞的女生、朗诵散文的女生，屏住呼吸用1/4秒的快门拍摄这遗像。老相机也以快门稳定著名，木心先生依旧帅气低眉挑眼炽热注视镜头，镜头纹丝不动。

带着只剩下三两张胶卷的相机回家，夜色中还拍摄了庙街的流浪犬、站街的阿姑。第二天坐在阳光灿烂的序言书店，百无聊赖拍摄对面的唐楼，一张接一张要把胶卷拍完好去冲洗，没想到怎也拍不完，36、37、38，计数器一直在走。老相机还以过卷绝对均匀著名，从来不会拍摄超过37张。心知不妙，打开暗匣一看，果然是胶卷没有挂上。



这种错误我第一次犯，记得摄影大师卡蒂埃-布列松也试过一次，同行笑话他心不在焉，我还写文为他辩护为一次充满禅意的行为艺术。但这次，我只相信是幽灵的力量，幽灵不愿意我再次拍摄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已经有其所属，岂能轻易骚扰。木心固然是因为已经原谅一切，世间事无所挂牵。我伯则仍是孤倔，誓要去得干干净净，乃至一无所留。

那天从殡仪馆离开，在回去的船上，我为我伯写了悼诗，诗中说：“我们已经习惯从一无所有中撮合光影/忽略光阴。”哀哉，殊不知光阴是不能忽略的，光影也不是你能斗胆撮合的，摄影抗拒遗忘的同时，却因为承担了所有记忆的依赖而命悬一线，在没有摄影的时代我们用心用诗去记忆，有了摄影的时代我们依赖光圈和快门的组合以及胶卷或感光组件的感光度——这串冷冰冰的字眼真能担得起记忆?

“萤火，萤火/给一缕细细的光线——/够担得起记忆，/够把沉哀来吞咽！”这是我最喜欢的戴望舒诗《致萤火》的最后一句，我喜欢这绝望。戴望舒想象自己已经死去——“我躺在这里，让一颗芽/穿过我的躯体，我的心，/长成树，开花；”这沉静哀婉的灵魂只允许萤火来照拂，这足够细的光线才能如探入地狱的一根蛛丝，把记忆钩沉起来。

作为家族中的嫡孙，我负责为我伯捧遗像，从灵堂到灵车的一段距离而已。他的一个外孙沉默地走过来为我打起一把黑伞。是的，有点像《悲情城市》的一幕。黑伞也是为了遮挡灵魂吗？是遮挡我的还是他的灵魂？走到灵车，我把遗像递给这位我名义上的外甥，和他说了唯一一句话：“现在交给你了，你是这里最大的孩子。”

这时候只剩下这张遗像了，他代替了我伯本人坐在灵车的副驾驶座上。“这时候我体会到了轻微的死（带引号的）的经验：我真地变成幽灵了。”罗兰.巴特在《被拍照的人》一文的揶揄，被一张遗像实现，不知道是谁按的快门。是时间吗？“我听到嚓嚓的声音，盐粒穿透你的魂/时间咀嚼一个人像咀嚼石灰混槟榔。//时间啊，请回味这毒药一般的滋味——”我写了这样徒劳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