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大吉“印象君”有话说,而且还是废话一箩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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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任何的筹备和动员环节,“印象嘉祥”就在这个风轻云淡的夏日里稀里糊涂的开门大吉了。“印象君”从事职业创作十余年,总以为早已智珠在握,而在真正面对着家乡父老的时候,心下却又惶恐之至。其实,之前“印象君”曾有过短暂的公众号工作履历,之所以选择自创平台,只是因为梦想着亲手打造一枚专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化符号。
林语堂先生说“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做文和做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做文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做人却要脚踏实地的付出。说起文化,“印象君”是纠结的,当文化成为了一种小众的精神食粮,文人的处境便愈发的尴尬了。既如此,“印象君”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努力的少一些闲谈,多几份担当吧。
曾经读过这样一则笑话:某国军队招兵,不少人在报名处登记应征。因为该国征兵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很低,所以其中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自视甚高。在接受征兵军官的询问时,军官问他,“上过学吗?”他得意洋洋的回答,“小学就是全优学生,中学就读于名校,大学师从于名家”,还没等他说完,军官就不耐烦的打断了他的话,摸起一枚粗糙的印章盖在报名表上,赫然印下了两个大字:识字。
这则不太好笑的笑话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文化这种东西在特定环境里就是奇技淫巧的游戏,虚弱而且卑微,不堪一击甚至不值一提。君若不信,不妨翻开卷帙浩繁的史册,尤其是在朝代更迭的转折时期,第一个变节的总是文人,第一个殉难的还是文人;若逢太平盛世,文化就是一个笑话,文人就是一个优伶;若逢时局动荡,文化就是一出悲剧,文人就是一撮炮灰。所以常有文人避世而自珍,其实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手段;因为他们实在是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转而守护着自己的内心。
沧海横流,“印象君”无力担当文化的传教士,但求做一个文化的守夜人。
如果说还算识几个字的话,“印象君”自认为是混合型的知识分子:想朝着“有机知识分子”方向靠拢吧,却是既不甘落俗又力不从心;想捍卫“无机知识分子”的这点儿傲骨吧,却是既百无一用又斤斤计较。所以“印象君”就经常自我安慰,“我自己固执,但我不反对别人变通”,其实就是阮籍笔下“虱处裈中”的心理,“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
红尘修心,“印象君”却无处可以逃脱,唯有苟安于俗世的角落。
1906年,章太炎先生在《民报》创刊周年的演讲中如是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票老夫子们自娱自乐,没有忽悠住别人,反倒把自己迷惑的七荤八素,硬是在乱世夹缝中开创出了一个文化的鼎盛时代。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革命,清高幼稚的文人们都是仅负责剪彩,没资格入席的;革命的繁华盛筵,一开始就没准备文化的椅子。
文人都明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但总有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最终难免落得一个灰飞烟灭的下场。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谬,圣贤之书“以文教化”,主旨是修身养性,注脚是忠君爱国,绝不容忍离经叛道的行为,你可以锦心绣口,但必须谨言慎行。文人一向擅于清谈和空想,经常冲在现实的前方却又无力拖动历史的车轮,因此徒留声嘶力竭的呐喊抑或无可奈何的沉默。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冲破的囚笼,文人心甘情愿的跳进这个圈套,然后再进行徒劳的左冲右突,除了思想的洗礼和人格的完善,其本质就是“面壁十年图破壁”的画地为牢。
黄卷青灯,“印象君”却无法超度自己的灵魂,更遑论驱散这个世界的戾气。
马丁路德.金在《良知的号角》里发出过这样一声喟叹:“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然而,我们以道德要求自己,却不能以道德要求别人。你可以不理解,但是必须接受,就像是法律的厘定,她的真正功能不是彻底消灭犯罪,而是把犯罪率降低到这个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保证社会秩序不至于因为脱离了法律的约束而失控。
道德亦然,她不过是人们私有的一面镜子,你可以把她摆放在心灵的门口,还可以把她丢进人格的角落。谁都没有权力以道德的名义去指责别人,而凡事都抢占道德制高点,本身就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情。因此,我在面对着一些和道德相悖的言行时,总是噤若寒蝉的,不是因为我没有勇气,而是因为我没有资格。
天道昭昭,“印象君”无权进行道德评判,仅能忠实的记录真相。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by: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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